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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关系之二证

2015/10/22 11:21:04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段渝  阅读3203次
 

关于四川地区出土文物所显示出来的古蜀文化与欧亚古文明关系的问题,笔者曾经在多篇论文中进行过分析讨论。在这篇小文里,笔者将从艺术形式的视角拣出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巴蜀文化中的“英雄擒兽”母题 

 巴蜀文字中有一种符号,字形的基本结构相同,都是中间一个物体,两边分别一个相同的物体。这一类文字见于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青铜戈内部、青铜钺、青铜钲,以及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青铜钲等,在其他地点出土的青铜器上亦较常见,可以说是巴蜀文字中一种习见的、使用较为普遍的文字符号。 巴蜀印章四川新都马家战国墓出土印章、四川新都马家战国墓出土青铜戈援上的文字、重庆涪陵小田溪出土青铜钲上的文字(符号)这一类文字符号,在商文化的青铜器铭文中并不鲜见〔1〕。

李济先生在其《中国文明的开始》一文里,把这类符号称作“英雄擒兽”,并引之为中国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关系的重要证据。李济先生认为:“这种英雄擒兽主题在中国铜器上的表现已有若干重要的改变。英雄可能画成一个‘王’字。两旁的狮子,先是变成老虎,后来则是一对公猪或竟是一对狗。有时这位英雄是真正的人形,可是时常在他下方添上一只野兽。有时中间不是‘王’字,代之以一个无法辨识的字。所有这些刻在铜器上的不同花样,我认为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原母题的变形。”〔2〕李济先生所说的“英雄擒兽”母题,是指近东文明中常见的一种图案,即中间一人,两旁各有一兽。H.法兰克福曾指出,这种图形最早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传到埃及和古希腊米诺斯文明〔3〕。李济先生认为商代铜器上的这种母题源于近东文明的看法,近年来得到更多材料的支持,国内一些学者将这类图形称为“一人双兽”母题。 

 仔细观察巴蜀文字中的这类图案,它的基本结构与“英雄擒兽”母题即今所谓“一人双兽”母题完全一致,都是中间一个人形,两旁各有一兽。只不过在巴蜀文字中的这类图形,中间的人形已经简化或变化,两旁的兽形也已同时发生了简化或变化,图形发生了演变。  至于这类图形的含义,在美索不达米亚表现的是英雄擒兽,在中国商代则演变为家族的族徽,在巴蜀文字中也有可能是家族的族徽。基本结构的相同,意味着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而图形的变化,则可能意味着家族的裂变,表明是共同祖先的不同分支。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在巴蜀文化研究中,会出现一些新的看法。在同属于商代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人形(王)的上方分别有两只鸟和两条鱼,一支羽箭将鱼和鸟连在一起,这个图形与“英雄擒兽”或“一人双兽”母题在基本结构上相似。新都马家战国墓属于战国时代中期,而涪陵小田溪墓则属于战国晚期秦昭王时期,前者的年代早于后者。这是否说明涪陵小田溪墓主与蜀人有关,或是意味着是巴文化所受到的蜀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重要的问题,还不能仅仅根据这类“英雄擒兽”母题匆忙作出结论,必须搜集更多的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后才能作出论断。 

      在中国西南地区,除在巴蜀文字或符号中发现大量“英雄擒兽”母题而外,在一些地方出土的青铜器造型或纹饰上也发现这类母题,而且还有一些青铜器直接被制作成“英雄擒兽”的形制。

  在古蜀文明辐射范围内的今四川盐源,发现大量以“英雄擒兽”或“一人双兽”为母题的青铜器,如学者称为“枝形器”的青铜杖首和青铜插件。在今云南保山也发现有这类图形,如青铜钟上的双龙图案等等。在这些地区所发现的青铜器造型和刻铸有此类图案的青铜器,年代多属于战国至西汉。对于这类艺术形式的来源,有的学者认为是从中国西北地区传入的斯基泰文化的因素。但如联系到商代三星堆、战国新都、战国末小田溪的同类母题来看,问题恐怕没有这样简单。斯基泰文化是公元前7世纪中亚兴起的一种文化,主要特征是动物尤其是猛兽或猛禽的造型和纹样,以及立雕和圆雕手法等,大多体现在青铜兵器和小件青铜器的装饰上,没有重器。但在中国西南地区(西南夷)发现的具有“一人双兽”母题的青铜器,如盐源青铜器,多属平雕,而其图案缺乏斯基泰文化最常见的母题“格里芬”或猛兽形象。如此看来,如果要把西南夷地区发现的“一人双兽”母题青铜器简单地与斯基泰文化联系起来,还缺乏必要的证据。考虑到古蜀文明这类图形的来源,特别是古蜀文明在青铜文化方面对西南夷的影响,认为西南夷地区的这类图案是受到的蜀文化的影响,这种看法也许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四川盐源发现的青铜枝形器四川盐源发现的一种青铜杖首,下方为一个腰带短杖的人,两旁侧上方分别为一匹马,马上坐一人。这个图形中间的人物,形象与商代金文族徽类似图形极其相似,其间关系值得深入探讨。根据李济先生的意见,商文化青铜器上的这类图形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4〕,那时斯基泰文化还没有兴起。四川盐源这类图形如与商文化有关,则可能是受到蜀文化同类图形的影响,而不是来源于从西北高原传入的斯基泰文化因素。盐源青铜器如果是笮人的文化,那么更与斯基泰无关。笮人属于古羌人的一支,原居岷江上游,为牦牛羌之白狗羌,秦汉时期主要聚居在大渡河今雅安市汉源一带,是古蜀文明与外域交流的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之一,所受古蜀文明的影响无疑较大,所以笮文化的这类图形很有可能与古蜀文明有关,还难以与斯基泰文化搭上关系。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秦汉时蜀郡州治成都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中曰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也;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亦曰笮桥;从冲治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5〕成都少城是先秦时期古蜀王国都城的中心位置所在地,也是秦汉时期蜀郡郡治的官署所在地。这说明了三个史实:第一,“夷里桥”的名称来源于夷人居住的区域名称“夷里”。第二,“夷里”的“里”,是地方低层行政单位的名称。“十里一亭”,里有里正,是标准的汉制,而汉制本源于秦制,“汉承秦制”。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成都城市西南居住着不少夷人,建有专门的街区“夷里”。第三,“夷里桥”亦曰“笮桥”,说明居住在“夷里”的夷人是西南夷中的笮人。既然成都少城西南有夷里桥,又称笮桥,直到秦之蜀郡守李冰治蜀时仍然还居住着西南夷笮人并保留着笮人的街区和名称,那么先秦时期的蜀国与笮人相同,都属于西南夷的组成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6〕。既然笮人与蜀不论是在族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着如此深厚密切的关系,那么如果说笮人此类“一人双兽”形青铜枝片的文化渊源于蜀,是不是较之它的斯基泰文化来源说更加合理呢?  

有意思的是,在巴蜀和西南夷地区,不但发现这一类所谓“一人双兽”母题的文字字形(巴蜀文字)或符号,而且还发现大量同样类型的的青铜器造型或图案。这种情况,恐怕仅仅用“巧合”是难以解释的,二者的这种关联性意味着其中必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此外,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龙,脖颈上生翼,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带翼兽。中国古代没有带翼兽的艺术形象,不论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还是河南濮阳出土的蚌龙,龙身均无翼。带翼兽的艺术形象,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文化的艺术特征,后来为中亚草原游牧族群所接受,并随其迁徙和流布而传向东亚和南亚。有学者认为,中国境内带翼兽的出现是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7〕,这其实是指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而言,事实上应是商代中晚期的古蜀三星堆文化。到了汉代,双兽图案多分布在西南的四川地区,如四川绵阳的平阳府君阙上的带翼狮,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带翼兽和双兽母题图案在古蜀地区如此之早的出现,表明从很早的古代起,古蜀与欧亚古代文明之间就已存在文化交流与传播关系。

二、巴蜀卐形纹饰的来源 

 迄今所发现的卐形纹饰,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十二王朝时期的塞浦路斯和卡里亚陶器上,在属于公元前3000年代到前2000年代中期的印度河文明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的印章上,也发现卐形纹饰。在中国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上,也发现了大量卐形纹饰。一般认为,青海乐都柳湾陶器上的卐形纹饰,是从西亚、中亚、南亚的途径传播而来的〔8〕。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尊青铜神坛(K2:296)上的人物雕像的衣襟上,铸有十字形纹饰,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卐形纹饰的一种。三星堆出现的卐形纹饰不多,可以肯定是从外传播而来的,但究竟是通过青海地区南传还是经由印缅通道传播而来,这个问题还须深入探讨。若是通过青海南传,那么必然与藏彝走廊有关。若是经由印缅而来,那么必然与南方丝绸之路有关。 

 卐形纹饰之在三星堆出现,而三星堆文化是以氐羌民族为主体的古蜀人的文化遗存。这一点,与卡诺文化有相似之处。卡诺文化中即有西方文化的因素,但主体是当地文化与甘青古羌人文化因素相融合的文化。看来,不排除三星堆的卐形纹饰是通过藏彝走廊传播而来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1 见容庚《金文编》增订第2版,长沙,1933年。

 〔2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3 H.Francford,The Dong of Civilizaton in the Near East》,1954.

4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5〕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27页。

6〕段渝:《先秦汉晋西南夷内涵及其时空演变》,《思想战线》2013年第6期。〔7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再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均见所著《入山与出  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8 详见饶宗颐:《梵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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