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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渝:南方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2014/8/15 19:41:02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    阅读29866次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意指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内容的中西方商路和交通线路。这一巨大纽带,连接并带动了中西方文化、经济、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

古代中国通往海外和西方的丝绸之路有四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开通,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丝绸织锦自古称奇。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史前时期“蚕神”嫘祖的后代、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发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成都的丝绸制作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至少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开通了丝绸之路。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是张骞在中亚看到的唯一的中国商品。张骞在中亚大夏(今阿富汗)所看见的“蜀布”,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均出土大量来自缅、印的象牙,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千枚来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贝。这些外来文化因素集结在像三星堆和成都金沙这样的大型都城和区域中心内,确切说明商代南方丝绸之路已发挥了中国西南与南海地区乃至西方贸易的功能。

 

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文明

 

季羡林教授的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所著书,说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学术界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考证,“支那”(Cina)一名,乃是“秦”的对音。实际上,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使用的通用货币为海贝,反映了南亚文明对中国西南文化的影响。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海贝、海洋生物雕像、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中国古代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

 

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和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这意味着早在商代,中国西南地区便发展了与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

西方考古资料说明,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到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5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是完全吻合的。可是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古文献的记载,至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远远晚于考古发现所真实反映的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

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代四川的产品。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里斯”(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而Seres名称来源于梵语Cina的音转,Seres名称和Sindhu(印度)名称同传中亚,是从今印度经由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西传的。张骞所说蜀人商贾在身毒进行贸易活动,身毒即是Sindhu的汉语音译,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区。由此可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交通线。一系列史实表明,最早从中国进入印度从事商业活动的是蜀人,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丝绸等蜀物到印度而引起了丝绸的传播,由丝绸的进一步向西方传播而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丝绸沿南、北、海上和草原出口到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区,直接推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沟通并促进了中国与欧亚各古代文明的交流和互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首席专家、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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