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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简说(图文)

2008/12/22 12:15:19    四川师大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阅读25566次
 

 

 
 三星堆文明简说


1、1929年春天,广汉县南兴镇月亮湾的一燕氏农民在挖水沟时,意外发现一块色彩斑斓的玉石。燕氏心中一喜,连忙再挖,竟接连挖出石璧、玉璧、玉瑗、玉璋等珍贵文物400余件。一年后,他将玉器陆续卖出。


2、三星堆考古发掘。 精美玉器流诸于世,引得众多文物商人及收藏者云集广汉,并且引起四川文博界的极大关注。文博专家分析研究了一些玉器,敏感地感到了玉器带出的文物信息。1933年底,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助手林名均带领考古队到广汉月亮湾,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国内外学者中引起一些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饱含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开赴广汉。1950~1960年代,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教授、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等先后对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四次调查和发掘,终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被迫停止。
真正大规模考古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始于1980年。多年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迎来了旷世瑰宝重现人间。


3、三星堆遗址考古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令世人瞩目。 首先是探明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达12平方公里。其次,发现了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房屋基址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小型墓葬4座。再次,发掘出大量陶器、玉石器、青铜器、金器、象牙、海贝等稀世珍品上千件。另外,发现与确认三星堆城墙遗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蜀王故都的确认提供了铁的证据。


4、三星堆考古的重大意义。 1980年代,当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新发现相继公诸于世之日,正值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热烈讨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之时。三星堆文明的信息,如同拔地而起的旋风,迅速席卷了中外学术界,震撼了中外学术界,由此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古蜀文化的传统看法,人们第一次确定无疑地认识到,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原来是一个拥有灿烂青铜文化的文明古国,它不但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而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成都平原文明进程。公元前4500~3700年,成都平原诞生了以宝墩城为代表的古城群,处于新石器时代末叶。公元前2000年,成都平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城市――三星堆。公元前1400年左右,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跨入青铜时代。公元前316年,蜀归于秦,古蜀文明融入中华文明。


6、古蜀之都。 古蜀王国地域茫茫,而它的统治中心却在国都。国都城墙高耸,宫殿宏大,威严镇四方。国都富裕繁华,莺歌燕舞,令人向往。蜀都究竟在哪里?只能在四川盆地最富饶的成都平原上,在有河渠灌溉之利、交通便捷的平原地方。
沿着这一思路,在曾经出土大量玉器等文物的广汉三星堆,考古学者继续进行艰苦的挖掘工作。1988年以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遗址内东、西、南三面的土埂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试掘工作,发现了三星堆古城墙,这让考古队员十分欣喜,因为城墙是古代城市形成的有力证明物。三星堆城墙的发现,为探明三星堆是古蜀王国重要城市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7、巍峨古城墙。 刨开尘土,数千年前的城墙重见天日。与其他古城城墙相似的是,三星堆古城城墙高高耸立,坚固而厚实,城墙之外掘有深深的壕沟。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三星堆古城城墙的一大特点是,墙体由主城墙、内侧墙和外侧墙三部分组成,在主城墙的局部地方大量使用了土坯砖,这是我国城墙建筑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使用年代最早的土坯筑垒城墙的实物例证。三星堆古城城墙的另一特点是城墙无转角,不封闭,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
当城墙全部显现出来后,可以看到城墙所围的城圈范围,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现有总面积3·5~3·6平方公里。
8、三星堆古城形成的时间。 人们通常把修筑城墙认为是建立古代城市的标志,那么,探明三星堆城墙修筑的时间,就可以得知三星堆城市形成的大致年代。考古队员将在城墙夯土内发现的一些陶片,按照考古学的专业方法,称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经研究和探测可知,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属于以新石器文化为主要特色的宝墩文化的范畴,这表明三星堆遗址曾经历过新石器文化时代。研究在东城墙和南城墙内侧出土的文物,发现在三星堆一期文化之上又叠压着三星堆二期文化,再结合地层分析可知,在三四千年前,即在中原的夏代的时候,三星堆城墙就已建成,可以推断,那时,三星堆古城也已形成。
9、三星堆古城的功能区域规划。 在现有总面积3·5~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中,规划分布着古城功能比较齐全的建筑区,反映出三四千年前古蜀人在城市规划布局、功能管理等方面的水平。三星堆古城是以中轴线为核心加以规划、展开布局的,在中轴线上,分布着蜀王国的宫殿区、宗教圣区、作坊区和生活区,构成商代三星堆蜀都平面规划的四个基本要素。在宫殿区和宗教圣区的玉器坑和两个大型祭祀坑中,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和黄金制品,有青铜大立人、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青铜兽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权杖等,表明了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昌盛以及国王、寺庙的权势;作坊区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陶窑、石璧成品半成品等文物,还发现陶坩埚、铸造所遗泥芯,这些文物和遗迹表明有大型铸铜作坊存在;生活区内大大小小的房屋密布,既有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也有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甚至还有面积达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城市建成了一些基本设施,如生活区内纵横交错的排水通道。


10、青铜时代。 青铜是什么样的金属?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看重它呢?青铜是以铜、锡或铜、锡、铅为主要原料熔炼而成的合金,由于它具有良好的延展性、较高的硬度和强度等优点,人们用它来制作各种工具。青铜工具比之前人们使用的石器工具前进了一大步,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而,青铜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人类社会早期文明时代便称之为青铜时代。
11、三星堆青铜文化内涵。 古蜀的青铜器不仅发端时间早、青铜器金属成分及制造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在青铜器的形制和工艺方面,充分显示出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奇特内涵。这就从多方面展示了三星堆青铜文明奇迹。


青铜时代既然是从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就摆脱不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胎记。于是,青铜时代早期的器具,在形制上几乎无不模仿陶、石、竹、木、角等实用器物。但随着青铜文化的进步,到了青铜时代的高级阶段,青铜器的形制就最终脱离了模仿其他器物的传统模式,独自成体系地发展出符合人们需要的、审美要求的各种器形。运用这一观点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与同一时期蜀国的陶、石、竹、木、角器物形制不同,这表明,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已脱离模仿其他原料器物的初级阶段。
三星堆青铜器在造型技术上,诸如大型青铜立人、各种青铜人头、面具、神树等,其工艺之复杂,远远超出其他任何质料所做器物的技术难度,而同出的玉石器中却有模仿青铜器的情况。就器物性质和用途来看,多数为礼仪性非实用器。这些都是青铜时代高级阶段的显著标志。
12、古蜀王国的社会形态。 掀开数千年堆积的黄土,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星堆古城的城市建筑、城市规模和规划,领略三星堆奇迹般的青铜文化。这时,人们不禁会发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它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史书没有记载,文物也不会开口叙述,只有通过我们对文物的研究来得知。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王国政体,都必然有其物化表现。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种造型奇特的陶器,它的头部为鸟头形制,极似鱼鹰,这件文物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关注,他们把它称之为鸟头把勺,认为这是上古时代成都平原鱼凫王族的徽记。同时,它又是祭祀礼仪场合用来臼酒的神器。这说明,鸟头把勺是古蜀王族的神圣象征,是王族家天下统治权力的标志。照此推论,以三星堆古城为都城的古蜀王国,应是处于鱼凫王的时代。
13、三代蜀王的传说。 说到鱼凫王,就要叙述一下关于古蜀三代蜀王的传说。所谓“三代蜀王”,是指历史文献记载中早期蜀史上的“三代”。据传说,早期蜀族分为“三代”,一脉相传,最早的蜀王是蚕丛,其后为柏灌,最后是鱼凫,三代蜀王各统治古蜀达数百年。可是经过专家们的考证,三代蜀王时古蜀地区并不是前后相继的统一的国家,甚至不是一系相承的单一族体,它们族群有别,来源非一,在成都平原活动的时间也不一样。蚕丛氏是氐族的一支,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约在中原的虞、夏王朝时沿着岷江流向逐渐迁至成都平原,创造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柏灌也与岷江有关,在今都江堰市周围可找到一些柏灌氏族的遗迹,而三星堆遗址1期文化应是柏灌王蜀时期的文化遗存。鱼凫是三代蜀王的最后一代,也是早期蜀国的统一者。鱼凫氏也是氐族的一支,兴起于岷江上游,夏商之际进入成都平原,融合了蚕丛、柏灌两族,形成了早期蜀族,并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建立了强大的早期蜀王国。大约在中原的商代时期,鱼凫氏成为古蜀国王,三星堆遗址2~4期应当是鱼凫氏的文化遗存。
(图片拍摄于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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