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开始，一直有一些人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化西来说”，并通过以讹传讹的方式形成了一些影响。自17、18世纪以来，就有西方人提出中国文明来自西方，如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波兰籍耶稣会士波因漠、法国阿夫朗什主教胡爱等就认为中国文明源自古埃及，法国人哥比诺认为中国文明源自印度，而李希霍芬等人则认为源自中亚。在晚清影响力很大的是法裔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这本书，说中国文明是从西亚巴比伦来的。这本书1894年出版，在1900年就被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拿过来，在《支那文明史》中进行了宣传。这个观点很快就引起了国内的注意，1903年上海竞化书局将其翻译为中文，章太炎和刘师培都接受了这一观点（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但章、刘接受这一学说，当时主要是出于反清革命的需要，即中国人属于“皙色人种”后裔，和满族不同。因此，学术上并不是严谨的。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与长江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摄于2017年）

到民国时期，西来说仍然流行，梁启超在《中国上古史》中提道：“降及近世，欧洲学者盛倡中国人种西来之论。好奇之士，诧为新异，从而和之。”即中国的“好奇之士”，更多是在跟风，模仿西方学者的“西来说”。在川西地区，英国传教士陶伦士于1920年在川西北传教，就认为当地羌人来自“古以色列”，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则认为中国史前的彩陶证明了其源自西方彩陶。在此背景下，甚至徐中舒（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都认为中国人的阴阳五行、长生神仙这些观念是从西面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传入的（《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制度》）；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讲老子是到印度取经的中国人，西王母源自印度之类。西来说在现代中国，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因此三星堆的诸多发现，也被某些人按照这个思路进行了阐释。

（点击这里阅读《三星堆文明是“西来”的？你想多了》全文)